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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派的简介

2025-02-06 21:41:19 编辑：zane 浏览量：555次

战国策派的简介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一个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都是留德出身）等人为中心的文化流派。1940年，他们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翌年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发表一些推崇尼采“超人哲学”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言论，故得此名。

“战国策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一种国家主义，而非个人主义，这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五四时期虽也出现了国家主义，但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还仅仅局限于宣扬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对政治民主化一般还持赞成态度。而“战国策派”则不同，他们将国家主义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权威主义，认为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而要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就必须抛弃政出多门的民主政治。雷海宗说：“政治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最少由表面看来，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近年来吃了群龙无首的大亏之后，国人已渐觉到首领的必要；此次抗战尤其增进了这种认识，我们已有了全民族所绝对拥护的领袖。”（《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载《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当然，“战国策派”内部在某些问题上也是有区别的。林同济相对而言应算是一个激进的反传统者，但陈铨与雷海宗却对儒家持有更为宽容的态度。但他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国家等于一切，其它都是手段。

“战国策派”为了保证以民族为本位，几乎是不择手段的，由于在他们看来，“重个人”的民主政治不利于国家在“重团体”的战国时代取胜，所以民主政治便在他们的反对之列。也正因为此，论者一般都以为他们在大后方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政治，不是受到当局的怂恿，便是受到当局的默许。

虽然“战国策派”对于尼采的哲学思想是十分向往的，但目前未发现他们有类似希特勒反犹、排犹那样的种族主义观点，他们甚至努力将世界人民所共弃的法西斯主义与自己所倾慕的德意志文化区分开来。陈铨说：“希特拉的纳粹主义，就是德国人也有反对的。但德国民族精神和思想的独到处，连尧舜禹汤也要认为有效法的价值。”（《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战国策》第13期）

从他们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一点看，“战国策派”与蒋介石确实如出一辙。但目前还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说二者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合作”关系。但可以发现，他们有不少对国民党当局含沙射影的讽刺。如林同济就说过：“我们社会中现有的中上层分子，你看他们的面目头颅，他们的心肝五脏，究竟是合于那一格的标准呢？他们钱是有的，而且愈来愈多。他们身分更是高的——只须头衔是官。却是他们中间，有多少个是眉目清秀？有多少个是双肩阔方？有多少个是心肠中正？有多少个是指头老实？”（《优生与民族——一个社会科学的观察》，《今日评论》第1卷第23期），等等。

抗战时期，亡国亡种的威胁为民族主义的勃兴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然而，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民族主义，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极易蹈入非理性的泥潭。其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为了保全国家，可以不择手段！抗战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民主政治弃如敝屣，其原因即在于此。

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与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即是将这种非理性化的民族主义推向了极致。但他们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对当时流行的“恐日症”、“求和论”不啻于是一付解毒剂。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战国策派”，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抗战到底”！

以下为一些作品：

[1]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

[2]何永佶著，《为中国谋政治改进》商务印书馆印行，1945年8月重庆初版，1946年6月上海初版。“政治外在论”，原载于1940年4月15日战国策半月刊，原名“大政治”。

[2]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重庆《大公报》1942年3月25日，《战国副刊》第17期。

[3]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4]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5]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6]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7]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8] 林同济《文化的尽头与出路——战后世界的讨论》，《文化形态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