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炎祖的扎巴多杰之死

靳炎祖的扎巴多杰之死

“索南达杰牺牲后，我本来是不想再进可可西里了，但1995年扎巴多杰主动要求调入治多县西部工委任书记。扎巴多杰是索南达杰的妹夫，多年来一直在治多县司法机关工作，后调入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这时候的西部工委只有靳炎祖比较熟悉各方面情况，“离开，觉得对不起索南达杰，他已经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留下，索南达杰都牺牲了，还有什么意义。况且前途莫测。”最终，靳炎祖选择了留下辅佐扎巴多杰，梁银权随后调过来担任西部工委副书记。

野牦牛队成立了，扎巴多杰从治多县招募了60多名退伍军人和社会人员。靳炎祖陪同扎巴多杰几次前往西宁、北京，最终在昆仑山口等三处为索南达杰树立了纪念碑。索南达杰也获得了环保卫士的荣誉。

那3年，野牦牛队反盗猎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经费紧张，很多时候发不出工资，更缺乏进山经费。扎巴多杰、靳炎祖等正式工作人员的工资很多时候都被充做了进山经费。另一方面，由于新闻媒体及环保人士的宣传，野牦牛队在外界赢得了盛誉。艰难的生存现实，相对虚空的声誉同时冲击着这支年轻、略显松散的队伍。

1998年，在长时间没有工资和进山经费，几名队员离队的情况下，靳炎祖瞒着扎巴多杰和梁银权，与另外7名队员一起出售了缴获的藏羚羊皮，并将所得款私分。扎巴多杰得知后，请示治多县委，给予了8人相应处分，并决定从工资中扣回。随后靳炎祖的爱人因手术住院。扎巴多杰赴北京演讲。按照当年媒体的报道，扎巴多杰在北京几所大学的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每次讲演都是人满为患，可可西里几乎成了当年北京高校最热的话题。

“北京之行，到底给扎巴多杰带来了什么，很难说清。”一个事实是，从北京回到玉树，没几天，扎巴多杰死在家中，公安机关的结论是自杀。8年后，面对记者，靳炎祖已经从容了很多，“我们当时的境遇、心情差不多，我想我很能理解他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