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什么意思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什么意思

一提及“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世人惯常地会想起王羲之的书法，是因为《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中云：“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这已成为了一种思维的定势，似自然而然无可非议。然而真是这样吗？其实，“飘若”句最初是形容王氏的容止，即仪表风度的，最早出于《世说新语·容止》，原句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浮云，矫若惊龙”。　　那么，对于这一条本是形容王氏书法的定论，如何会出现在《容止》篇备感无所适从，令笔者深感为文的必要。　　张万起、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对此条注为：“《晋书》本传云：‘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与此称容止异。”柳士镇、刘开骅的《世说新语全译》对此条注为：“‘飘如’二句：据《晋书·王羲之传》，这是称赞王羲之书法笔势的话。”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笺疏作：“程炎震云：《晋书·羲之传》，论者称其笔势也，今乃列于《容止》篇。”　　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注为：“‘时人’二句——案《晋书》本传云：‘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乃称其笔势，与此状其容止者不同。我目前所能接触到的《世说》的注本，对这条的注释都不免囿于《晋书》本传中的那句描述，而解释不清这本是形容王羲之书法的语言何以会出现在《世说·容止》中。　　我觉得要搞清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我们要弄清“飘如”句最开始，原初的用处是说容止，还是说书法？第二个，若开始确为形容容止的，那为什么转而成为品评王氏书法的定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所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容止一说，肇始于《世说新语》；书法一说，源自《晋书》本传。我们先来看一下二书的成书年代，以便弄清二者诞生的先后。游国恩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说：“《世说》的编撰人刘义庆（403年 — 444年），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其成书的确年虽已不可考，可《晋书》乃是唐初房玄龄（578年 — 648年）等人编修，二者前后相差二百年左右。况且《晋书》多有根据《世说》而论述。据李修生，赵义山二先生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世说》与《语林》……等书都以汉魏以来，尤其是东晋时期的实名人物——亦即“名士”的逸闻佚事为记述内容。这一特点使得志人志怪小说与历史著述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前者常被后代文学史家作为素材而纳入断代史或通史的整体框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世说》等志人志怪小说都属于历史叙事文的范畴，或者称为“准历史”。刘师培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书中之《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中说得更是直白，他说：“《晋书》、《南、北史》多采自《世说》，固非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　　由是观之，相信《晋书》中关于王氏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说法是源于《世说·容止》中的“飘如浮云，矫若惊龙”，“飘如”句原本是形容王氏的仪表风度的，已是无疑。其实，类似形容人仪表风度的句子，早在曹植的《洛神赋》中即出现过。曹植在描写洛神的绰约风姿时，写道：“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是谓洛神身姿若惊鸿般轻快敏捷，又如游龙般婉转。这句精彩的描述，使之成为后世历代流传不衰的名句，笔者认为“飘如”句，很可能即是由此衍化来的。　　那么，“飘如”句究竟道出了王羲之怎样的神采呢！又和书法有怎样的联系呢？　　从字面上讲当是其神采像浮云一样飘逸，像惊龙一样矫健。“飘若浮云”应是一种外在的形态，洒脱、旷达、超凡脱俗，一副仙风道骨；衣袂飘飘，神采飞扬，有临风飘举之态，富逐月凌云之姿。在我的潜意识里，王氏的影像与李白是一致的，只是李白更多了一副“举杯邀明月”的率真与道趣。李白“一日须倾三百杯”的纵酒畅达和“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明月情结，为王氏所不及。“矫若惊龙”，应是一种内化的神质。正如书法中的“气”、“韵”、“势”、“力”等。我们推究，当是王氏“素无庙堂志”的不卑不亢，不随波逐流，信仰坚定，思想充实，自信自强，骨子里的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质。联系今天，我们见到的陌生人，以对其第一印象的穿着打扮，举止言谈的目测推想他的性格、气质如出一辙。　　至于后来为什么被引作对王氏书法的评语，我想很是顺理成章的，二者表面上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们仔细推究，二者有内在的一致性。所谓“字如其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人写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字，很合常理。这种用评人的话语，转而用以评书、评画、评文，或由评书、评画、评文转而评人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屡见不鲜的。自古便有“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说法。如文论、画论中的“风骨”。王运熙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中说：我们现在提起“风骨”多以文论用语称之，精要刚健的语言好像人的骨骼，故谓之“骨”，绮丽华美的语言则像人的血肉，故谓之“风”。然而，“风骨”这一概念，原来却是用以品评人物的风度、神气、形貌。　　行文至此，我想顺便说一下，“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宽泛地讲，恐亦为“风骨”之论，前者为“风”，后者为“骨”。理由之一是王羲之的形清峻爽，风度脱俗。《世说·赏誉》注引《文章志》说：“王羲之高爽有风气。”又引《晋帝安纪》说：“王羲之风骨清举。”这说得何其清楚，让人自然而然地要联系“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第二，王羲之在当时的“骨气”是天下第一的。《世说·品藻》载：“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韵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众人之美。”又，《世说·赏誉》：大将军（指王敦，羲之是敦从父兄子）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阮思旷，即阮裕，字思旷，阮籍族弟。《晋书·卷四十九》中说：“……以德业知名……论难甚精。”他曾作王敦主簿。在重视人物品藻的魏晋六朝闻名已久，其综合实力很好，即形貌给人的总体感觉兼众人之美，所以，时人品评人物多以阮裕作为参照。然而若论单项，则是王羲之骨气天下第一的，由是观之，王氏的骨气在当时是十分突出的，或可谓之“矫若惊龙”。　　综上所述我们自然就清楚了，“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这一后世对王羲之书法的定评，何以出现在《世说新语·容止》中。又是如何由评人而转评其书法的。由是笔者以为《世说·容止》中的这一条应该注释为：“飘如”二句，初为状王羲之形貌语，与曹植《洛神赋》中状洛神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相类，后《晋书》引述，转而论其笔势，得以大行于世，成为后世人们品评王羲之书法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