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的由来

白莲教的由来

白莲教，一个民间宗教组织，据传说，公元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佛教分支白莲宗，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 南宋时期，因是佛教分支，故影响不大。元朝时期，教内发生分歧，其中一派开始反抗元朝统治。公元1351年（元顺帝1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红巾军即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明初朱元璋多次取缔白莲教。清入关后，白莲教徒以反抗为己任，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朝镇压。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白莲教活动频繁。嘉庆年间白莲教与地方人民结合，引发川楚教乱。 川楚白莲教起义，亦有人称之为川楚教乱，指中国清朝中期爆发于四川、陕西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政府的事件。 乾隆末年，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中原各地出现饥民，其中大约有100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的川楚边境就食，白莲教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约定在次年起义，此事为清政府侦知，便以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时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这进一步激起了教众的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带的教众首先起义。三月初十，襄阳王聪儿、姚之富等人起义，成为各支白莲教军队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游动作战。 由于各支义军互不统属，无法相互呼应，遂被清朝军队各个击破。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义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义军粮草与兵源的来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义军被全部镇压。 这次大规模的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大量军费和军力，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其四年全年收入，国库为之一空，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 《中国大百科全书》——川楚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