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质量文化的固化部分,是质量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和落实手段之一,是组织门实？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质量文化，是企业和社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意识、规范、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水平、行动准则、法律观念以及风俗习惯和传统习惯等“软件”的总和。质量文化( Quality Culture)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质量意识、质量精神、质量行为、质量价值观、质量形象以及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等的总和。企业质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而企业文化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质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企业文化乃至社会文化的成熟程度。质量文化的培育和建设是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需要从社会、文化、法律、社会心理等多角度去努力研究和探索。质量观编辑邓小平同志说过：“质量问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素质”。意思是，质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整个民族精神素养的表现形式。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十三次提到了“质量”一词，涉及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国民经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党的建设等六大重点部分。特别是在报告的第五部分，明确提出了对“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相关要求。可见，质量之内涵，既通民之命脉，又系国之危重。过去的几年，各行业发生了诸多事件，能与“质量”字眼关联者甚多，这使得数年前就被地列入学术课题的“质量文化”一词，在舆论圈里又被热情地追捧起来。在此，中国青年策划人、公益营销践行者魏涛先生从商家、消费双方的角度，对质量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正确理解质量背后的精神支持如今社会上有些人喜欢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意思概是对社会问题“顿悟后的不可思议”。这说明现代人的责任感开始提高，已自觉地对社会问题展开深思性的关注。但是，将个人情绪强加予民族品格，却是有点小题大做。实际上，我们平时太缺乏对深处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也太少去包容地理解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的思想总停留在沙滩上，整日盘算着、捉弄着潮汐给送来贝壳和小虾，再不愿费神地去深谋远虑。我们总喜欢拿道德说事，总期待着问题的背后牵引出更大的“内幕”，总觉得问题的“深刻”不是深度而是“复杂程度”——其实，这只能说是娱乐化的心理，不是看待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久之，却成为民间的时代之风。从经验来看，重大质量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的主题都会集中到“监督管理体制”、“官员腐败”、“企业经营道德”如此问题之上，认为问题的根本原由，皆在监管纰漏和经营违规两个方面，已成为看待质量问题一贯性的立场和观念。这些认知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某些官员、某些企业或某些利益集体，确实存在诸多违规行为。但我以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对质量的认识和探索，也不能停留在这般水平上，否则问题永远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我的观点是，单纯地把质量问题归罪于道德问题和管理问题，是不全面的，也违背了理性。在应对质量的问题上（多指生产领域的质量）,我国逐步建立了各级监督、管理与执法部门，制定了标准化、检验、计量、统计等系统的控制流程，发展了各种舆论载体，完善了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近些年在国内、国际（特别是食品、玩具类产品）市场的突发性质量事件的处理上，已经显现出这个体系的优势，处理成果显著。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恶性质量事件在短期内尚不能够有效避免，存在的隐患远大于防范措施。所以，就不单是监管和控制就能做到的了，还需要文化的力量去影响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建立好全社会的质量文化，从根本上提高民族质量观念的自觉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花的心思和开展的行动太少了。自古而今，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一直有几种观念没有完好地建构，或者说没有促成建构这些意识形态的物质条件。例如，质量观念、形式化审美、公共空间意识等等，质量观念是民族精神结构中尚未发育成熟的主要单元。质量意识发生，不一定发源于商品生产，但它主要是指对商品生产。严格地将，中华民族的质量观，应当是我国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之后，近百年内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从先秦诸子时代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哲学并没有显现出对质量意识萌生的启发。古代中国的商业不发达，长期的农耕文明造就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嫁接到封建政治意识中，时刻制约着集中化、规模化商品生产的发生。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庞大的内需，没有长距离的流通，没有大量的商品交换，甚至有些时期因战争而大大地降低了人的生存底线——连生命质量都难以保障，自然没有质量观念产生社会现实基础。到是某些典籍，偶然能找到“精益求精”、“庖丁解牛”等类似反映细致、周全、追求高超境界做事精神的成语和典故，但又逐渐转化为对人的精神品格的理解，并没有发展成为衡量做事质量的标准。质量意识没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性部分，是中国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很多人并没有理解这个重要的因素，感性地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和浅显的批判，不从积极的态度去提高全民质量意识观念，一味地归罪于道德问题和管理，是值得那些“反思者”再次反思的。民族品质的古今对话上文有述，立法监管与制度控制尚不是解决质量问题的唯一途径，要注重传统意识结构的修补和对质量文化的普及，要不断将质量意识根植于民族精神，进而保持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平衡。那么，在没有完善质量观念及质量评价系统、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生产力和传统思想的古代中国，生产质量又是怎样的呢？汉朝以来，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瓷器之路”上，中国人依靠淳朴厚道的技术工艺和极高的生产品质，让丝绸和瓷器成为民族最荣耀的产品，开启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征途；隋朝工匠李春建造的安济桥，在千余年自然风化与人为磨损之后，如今的赵县人民仍在享用它伟大智慧的恩泽；战国曾候乙的墓葬中，两千年多前的青铜器，其设计水平和制作技法，皆为现代人所赞叹；军事方面，古代人民建造了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艺术方面，古代金匠制作了工艺极其复杂的且是中西技术结合的景泰蓝，是对国外技术吸收创新的典范。如此之例，不胜枚举。古代中国人的确创造了大量堪称中华文明标志的器物，使得古代中国在外交、外贸事务上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让我们现代人深感不及。古人无明显的质量观念，但其创造质量，却值得今人学习和赞颂。那么，现代人处于新时期初步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框架下，为何又常常受制于低水平模仿的思维，并对生产劣等商品乐此不疲呢？如果不能解释得清楚透彻，某些人又要那样发问了——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了？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大分工和生产力快速发展，质量文化这一尚未完善的意识形态显然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基础无法匹配，加上市场经济主流意识的引导，出现了传统文化惯性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激烈碰撞，催生了各类社会问题。实际上，我们讲的质量文化并不限指产品的质量，还有生活质量、教育质量、创新质量、民生质量、环境质量等等，等等，质量意识是对人类社会的全面关照，且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时代更替的节奏加速，人们沉浸于具体事务中，忙碌于竞争和被竞争的追逐，情绪变得浮躁，立场不再坚定，开始淡视事物的本质内涵和人生的终极价值，对事物表面价值的注意力超过了事物的品质，甚至在经济利益的纵容下，背叛了道义。为经济酝酿文化的土壤“政府越来越用心，百姓越来越浮躁；政府越来越包容，百姓越来越抱怨；新闻越来越精炼，娱乐越来越乏味”——这是我对当下社会情绪之变的体会总结，也是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之初，我们所要面临的新思潮。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价值观使中国人的心智结构发生了微妙变化。当社会主流意识承认以经济目标为价值实现的终极标准后，我们的生活、教育、情感都在超这一目标运动着，趋同着，有时连文化、道德都成为经济的附庸，法律也被置于其次。一时间，一股以“是非不重要，真假无所谓”等观念为代表的社会风气酝酿并发展起来。到今天，由此引发的大量的当代问题陆续露出水面，并普遍化了。可喜的是，看清了这个问题的人们开始行动了，党和政府自然首当其冲地作了表率，开始实施文化救援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作为社会意识的创造主体的大众，要真正地反应过来，尚需时日。当然，我们精神空间里冒出了不和谐的冲动，但并不足以动摇整个中华民族的坚实架构。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大篇幅描述了社会主义的“大文化”，就是屏弃那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融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得优化我们的精神空间。发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可以在几十年内迅速完成，而完善一个民族核心的文化性格，却是需要几代人通过数百年的时间共同努力。同样，质量文化建设也要比完善质量立法艰难得多。中国质量文化问题的实质是，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但文化却没有跟上经济的节奏，并在出现问题后没能给予必要的回答。通过文化建设改善质量问题是漫长的，也是根本性的。只有质量文化的良好发展，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健康运转。我们要坚定信心，认真务实地面对这个很多人看似“熟悉而又陌生”的社会，深刻地理解社会中的古今问题、中外问题，经济与文化问题，科学地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协调好继承和创新、经济和文化、道德与法制等对立关系的发展步调，社会必有大和谐之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