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贾谊于长沙,非无盛主 出自那篇文章

屈贾谊于长沙,非无盛主 出自那篇文章

滕王阁序 （唐）王勃 这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一首七绝，写的是汉文帝召回被贬往长沙的贾谊，与之宣室夜对的一事。 诗的第一句从正面着笔，写文帝求贤而至“访逐臣”，仿佛热烈颂扬文帝的求贤若渴和虚怀若谷；次句的“才调”，兼指才能与风调，与后面的“更无伦”相合，写出了贾生少年才俊，风采照人的精神面貌。第三句，承上启下，细致、形象地描绘出了文帝那种虚心垂询，求贤若渴的情态。但这一切在诗人看来无非“虚”也，“虚”既“徒然，白白地”之意，更兼“可怜”二字，可谓诗眼，“可怜”即“可惜”之意。这一幕历史上少见的圣主求贤，风云际会的图景，为什么在诗人李商隐看来是“虚”而“可怜”呢？读最后一句我们才知道：乃是因为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也。 至此，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就显示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欲抑先扬。诗人李商隐通过正反、抑扬、隐显、承转等艺术处理，把自己的用意曲折地表现出来：讽刺了文帝的所谓求贤，同时对贾生寄予了无比的同情。 不过，李商隐在本诗中更多的是自怜，是借他人之洒杯，浇自家胸中的块垒。一般地说，一个人一旦倒霉了，便对他所以为也倒霉的人就寄予更多的同情，所谓“同病相怜”也。 李商隐少有才名，更兼有大志，自谓“欲回天地”。但偏偏命途多蹇，陷于牛李二党之争中屡遭排挤和打击，长期沉沦下僚，最后潦倒至死。因此，不得意的李商隐，对他所认为的也是不得意的贾生，就寄予了如此的同情。 其实不然，李商隐是错了。自古以来的读书人中能象贾生那样得意的又有几个呢？即使贾生不算大得意，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里，贾生决不能算潦倒。文帝对他很了解，很尊重，他对文帝可以随便上疏言事，称性而谈，毫无顾忌和保留。彼此几乎可以说是君臣而朋友的关系，但贾生似乎是有点“贪得无厌”，他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如关东诸侯王的问题，匈奴的问题，富商大贾的生活骄奢和侵削贫民的问题，还有定名，兴礼乐的问题，他要求文帝把这此统统交给他，让他里里外外来包办。其实他不了解文帝，生长于忧患中的文帝，境界比他高得多了，脑子比他清醒得多了。他的这些急功近利的建议，文帝当然不允，但文帝并未让他下不了台，只是向他表示自己无德，不能大规模地有所作为，对贾生的一片热肠雄心，还了他个“谦让未遑”。 然而，朝中的那些公卿王侯对贾生并不宽容，“……尽害之，乃短贾生曰：‘……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谊列传》）。文帝出于对贾生的爱护，又因他的思想太激进，不可能大用，只得把他贬往长沙了。故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确实，不能因对贾谊之贬，就否定文帝之“圣”。 还有，贾谊多次向文帝提到削藩的问题，但文帝都没有听从，原因是文帝对此事早就心中有数，其次也是出于对贾谊的爱护，不让他参与皇家的家务事，避免招来不必要的伤害。后来的晁错不是因此而白白地丢了性命吗？ 因此，在我们看来，贾谊的没有得到大用，对他而言，未尝不是好事，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文帝重用他后，贾谊的结局更悲惨。至于他后来自伤，忧郁至死，那完全是他个人的原因，胸怀太不宽广了。常言道“宰相肚里可撑船”，可见贾谊非相才也。 再回到李商隐的《贾生》，这首诗在艺术上当是无可挑剔的。但李商隐的这种想当然的论史态度恐怕是不值得仿效的吧？他毫无根据地就以为贾谊也跟他一样倒霉，可笑地表示对他同情，而讽刺其实在当时堪称“圣主”的汉文帝。 由此，我们也得到一点启示：阅读鉴赏古典诗歌，一定要对背景材料有较深入的了解，我们才不至于被诗人牵着鼻子走。 【贾谊被贬于长沙】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居此三年，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开中国文学史上汉赋的先河。贾谊第一次记载了"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的户籍数，推知西汉时长沙已是一座约十来万人口的诸侯封国都城。�希望你能采纳我的意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