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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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湖熟,天下足”据说是南宋时候的民谚。元代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里提过。意思是：这个地方的粮食丰收，足于解决全国人口的吃饭问题。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粮食供应基地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的太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等平原和湖沼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自身人口稠密，还要运出大量的粮食供应其它地区，所以从宋代以后就流行有“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 “湖广熟，天下足”首见于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清乾隆时还有过“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当时包括长沙在内的整个湘北地区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 宋元时期，湖南的粮食生产虽有很大发展，但全国粮食产销中心仍在江浙一带，民间流传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到明清时期江浙农村转种棉花，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江浙粮食已不能自给，需从湖广一带输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遂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有很大的增长。明代湖南粮食外运数量相当大，如1429年（宣德四年），“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1472年（成化八年），定全国运京师粮共400万石，其中湖广、江西等地“南粮”324万多石，占绝大部分。到明代后期长江下游的粮食多依靠湖广等地供应，如安徽的徽州粮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稻以足食用也”。 粮食产量的增加，为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明初由于政府采取了招抚流亡、放还奴隶、劝课农桑等有利于经济恢复的政策，全国人口迅速上升。1371年（洪武四年）国都南京的人口达20万人。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载，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长沙府的人口达50.9l万人，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字。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幅度更大，从1741－1790年（乾隆六年至五十五年）人口由一亿多人增加到三亿多人。由于人口的增长城市就业人数（工商业者）的扩大，要求农村提供更多的与城市人口增长比例相一致的商品粮。有不少地区特别是苏州一带人口密集地区出现了“本地所产米谷，不足供食用”的局面，不得不依靠商人从外地贩运粮食来接济。据《清史稿》记载，1775年（乾隆四十年）仅崇明一个县就从外地运进粮食30余万石。因而长途贩运粮食量剧增，全国各地之间形成了固定的粮食供应关系，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粮食市场，长沙便是著称于全国的米市。当时浙江、江苏的粮食多仰给予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据《长沙县志》记载，早在康熙（1662-1722）末年，“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丰收之年，亦即仰食于湖广”。其时，湘米年输出在500万石左右，故“湖广熟，天下足”为全国人民所乐道。 同时，明清时期两湖粮食的外运是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封疆大臣的高度重视。从明清《实录》中查得两朝共86年次的外运记载，涉及14个省区，计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江西及京城，也就是说内地绝大部分地区与两湖形成了粮食供销关系。其中以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对两湖粮食的依赖性最强，在86年次中占33年次，其次是贵州占15年次，再次是两广、福建占11年次。长沙在两湖粮食供应中又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平粜和赈灾，湖南府县两级普遍设立了常平仓，并规定了定额，据嘉庆《长沙府志》记载，1765年（乾隆二十九年）长沙府储谷量达62359石，定额为12000石，溢额率达419.7%，是湖南省最高的。长沙府所辖各县储谷也达4.1—7.8万石，在县级常平仓中也是最多的。 湘米的大量外销，长沙米市的兴旺，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经历了从农田荒废到复耕中兴的过程。1368年（洪武元年），明政府诏令“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又诏令凡“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宣宗（1426－1435）时更规定“垦荒田永不起科”。长沙府地方官吏忠实执行了这一政策。如洪武中，湘潭知县王叔“政务休养，劝民耕种，不数年麻菽遍野，户口倍增”；醴陵知县黄彦正修举废坠，综理合宜，招抚流移于列邑”；以致长沙地区农业生产恢复甚快并得到大规模发展。明嘉靖《长沙府志》载，1391年长沙全府已有官民田地、山塘共3.209万顷64亩。 明末清初又重复了元末明初的情况。从明末清初战乱到清康熙初年“三藩”叛乱，湖南土地大批抛荒。清政府自康熙开始采取封官的方法大力奖励垦荒，如规定：“贡监生员民人垦地十二顷以上，试其文义通顺者，以县远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对地方官吏则实行“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的政策。1665年（康熙四年），湖南长沙、衡州等属，垦田3133顷16676亩，1667年增至3190顷50亩。上升趋势一直延续到乾隆（1736－1795）年间，如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湖南田地共13.8923万顷81亩，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增为31.2287万顷98亩，81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据《清文献通考》统计，自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724年（雍正二年）39年间，全国增加田地．近76万顷，增长12.5%，而湖南增加田近17万顷，占全国增长田土的22.4%，增长率达122%以上。长沙地区的田土增长更为显著，如浏阳县清初官民田地塘面积为3974顷62亩，1691年（康熙三十年）增至6941顷，到1738年（乾隆三年）增至8942顷48亩。可见，清政府奖励垦荒的政策措施，对扩大耕地面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地方政府适时采取一些减免赋税的措施，也对促进农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如1653年（清顺治十年）湖南巡抚疏请减免浏阳田赋，清廷准赋额减至53000担。 明清时期，长沙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技术都有所发展。明洪武间开筑大石坝，溉田数千亩；万历间善化知县唐源修筑龟塘，袤延20余里，荫田数千亩；随后知县胡锋又开筑塞塘、蓉塘、车戎塘、谷塘等。成化（1465－1487）年间，宁乡县民谢宗玺等还捐资修筑大阳坝，可灌田l万顷。到清代长沙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又有发展，如1644年（顺治元年），宁乡县双江口、泉塘等地开始筑堤建垸，先后建成同心围、徐家洲等16垸；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善化县修筑象鼻坝，可荫田3干余亩。又如宁乡县自乾隆以后，大力“凿井挑塘，筑坝蓄水，点滴不肯轻泄；沿河两岸横江累坝，架筒车汲灌”。耕作、施肥等农业技术也大有长进，水田、旱田各不相同。如水田施肥方法是“薅草坯烧火士，来青草拾牛猪狗粪，沤田池。栽插后，用石灰散布田中，能杀虫、肥土。又或用棉枯、桐枯、菜枯及牛骨灰者。秋获甫毕，即犁田蓄水，曰打白水，以七、八月为美，九、十月次之，有‘七金、八银、九铜、十铁’之谚”，以致“稻粳无滞穗，萑苇（野草）半殁枯”。山区旱田的施肥方法则是“三伏以锄转土覆盖草于下，候雨过炎蒸腐之，以美疆土。一岁种菸，再岁种薯、荞、粱、粟，三岁种芝麻”。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沙农村在清前中期，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施肥、保持土地肥力和山地轮作技术已相当先进，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必然大大提高，高的可达“亩岁三石”。“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名不虚传。
